上海交大诞生至今，已有 111 个年头了。百余年来，人才辈出。上有国家领导人；世界顶级科学家；十分成功的企业家；母校校史委员会自有统计，载入史册。然而更多的则是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取得出色的成绩，把爱国荣校的校训付诸实现。本文的主人翁——杨天龄学长，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与杨天龄是同龄人，今年也是 90 周岁了。我 1934 年考入交大土木工程系，他 1935 年考入实业管理系。在徐汇校区，我俩既非同年级，又非同专业，也非同乡。因此从来没有交往。但他的名气比我响，因他热心于学生自治会，曾是学生膳食委员会的负责人。当年交大学生食堂，设在客闳堂西北角，房子不够大，不能容纳全体学生。只有一年级学生，因入学时交了膳食费，是在学生食堂用餐的。大二开始，多数学生三五成群，选择校外小饭店就餐。计有川菜的“适中楼”；本帮菜的“瑞昌”，俄国大菜的“永乐升”等。壹元钱可购三至五张菜票。也有个别饭店可购七张的。我从大二开始，就与土木的级友一直到校外就餐。但常常风闻校内食堂的包饭主。为图多得利润，菜肴引起学生不满。杨天龄代表学生与包饭主交涉与协调，解决问题。他是以热心于学生公共事业为同学们所称颂，也为我所了解的。

我与杨天龄的相交，始于 1981 年。那年，我俩都已是 64 周岁的花甲老人了。 1980 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重新执政的次年，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恢复了挂牌和活动。 1981 年，“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简称“两会中央”）按照党中央的建议，决定以开展经济咨询与工商专业培训两项工作为重点，抓紧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对此，以 刘靖基 先生为首的上海“市两会”积极响应号召，一方面集资 5900 万元筹建“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一方面在“两会”内设立一个经济咨询处和一个工商专业培训处，开展这两项工作。

由于我自 1978 年至 1980 年，三年中，曾在市纺织工业局下属的“纺机器材工业公司职工大学”当过三年英语讲师，有过成人高等教育的经历与经验，“市两会”在决定创办“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校”时，就推荐我去兼任校长职务。我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提出因白天在“两会”坐班，晚上去学校视事，毕竟精力有限，希望有能人相助，使工作不致疏漏。这时党组书记杨延修同志提出，有一个能人——民建会员杨天龄，是上海交大管理学院的高材生，退休不久，必可胜任。当即决定任命杨天龄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我与杨天龄亲密合作，长达八年的从中专学校到大专学院的难忘岁月。

1981 年夏，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校首期向社会公开招生，各专业局与专业公司成批学员前来报名。原定新生名额 600 名，结果扩招为 915 名。 1982 年第二届增至 1400 名。 1983 年第三届又增至 1800 名，其火爆程度出于始料之外。由于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1984 年，“市两会”进一步提出创设新中国第一所民办高校“上海工商学院”，获得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与帮助。同年秋，我与杨天龄一起转移到上海工商学院，先办补习班，以保证生源与入学考试的质量，半年后正式报名与考试。学院首期招生名额，市高教局原来批准为 150 名，因“两会”已经做出了牌子，报名者踊跃，且成绩较好，最后高教局只得同意扩招到 300 名，又打响了第一炮。

这些年来，杨天龄与我紧密合作，配合默契，使我在晚年能在教育事业上有所作为，这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时代剧烈变迁与动荡中的老交大人，尽管风雨飘摇，命运多变，我们还能不辜负母校交大“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为伟大的祖国作贡献，这是我们垂暮之年，最最引以自慰的。

杨天龄于 1988 年赴美国探亲，接着侨居于洛杉机。十二年后叶落归根，放弃了绿卡，回到上海定居。不论在美国还是回到上海，他始终关心祖国大事，关心母校动态，不遗余力开展校友联络工作。目前还在举行的每月一次老交大校友聚餐会和每周一次的咖啡早会都是他发起的。他不愧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爱国荣校的老交大人。

（ 1938 届 孙丕晋）

2007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