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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精神

 

在现代中国科学界中,钱老堪称科学贡献最为突出,学术思想最有远见,性格最富个性,人生经历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科学家。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钱老就以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蜚声国际,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 1955 年 10 月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随后,他满腔热情地投身祖国高科技事业,以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领导航天科技队伍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起来,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坐拥火箭、卫星的航天科技强国。晚年,他又以系统思想与系统思维对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进行系统研究,驰骋于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创造性地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钱老对科学技术以及我国航天科技发展的突出贡献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 1989 年 6 月在纽约召开的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 年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9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 年 12 月 11 日 钱老九十大寿时,江泽民总书记又做了重要批示:“我们应该向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学习”。在中国科学家中,能获得这样的殊荣是绝无仅有的!

钱老作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巨擘,学识博大精深,思想独特超群,道德品质高尚。他的传奇人生及杰出贡献早已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焦点,传记作家的描绘对象,关于他的故事已散见于数十年中各类文籍报章,无待赘言。笔者仅以一孔之见简述钱老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及道德品质,间或旁及其它方面。

一、开拓创新、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创造科学的基础,正因为有科学精神的存在,才能在本质上支撑科学的成长。科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故鼎新是科学的生命,墨守成规,亦步亦 趋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会徽上的铭言即是:“不要迷信权威,人云亦云”。 创新是科学精神中最本质、革命性的特征。钱老的生涯乃追求科学真理的一生,他终身以科学为生、学术为乐,无论是在身陷囹圄、滞留美国的痛苦岁月,还是在暴行肆虐科研工作的“文革”动乱期间,还是在年老体弱的耄耋之年,他都在思索科学问题。自然的,他凝就了极富鲜明个性的科学精神,尤其以开拓创新精神最为突出。

1935 年 8 月,钱老东渡北美,负笈麻省理工学院,甫及一年,获硕士学位,随即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事冯 ? 卡门。卡门乃近代应用数学大师克莱因、普朗特等人开创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的正宗嫡传,以在应用力学上一系列的成就闻名于世。 1930 年卡门离德去美,落户帕萨迪纳。卡门不仅学识超群,而且天性敦厚,为人随善,言语幽默,极具魅力,后学莫不仰为宗匠。钱老皈依卡门学派,可谓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而年近花甲的卡门冯氏得此强佐,声气腾跃。钱老亲承音旨,深得卡门学派衣钵真传,领悟了既能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又能从工程实践中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他不仅在应用力学、火箭技术理论研究上解决了许多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创新性成果,迅速成为美陆仅次于卡门的一流力学大家。而且,他还注意分析近代力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二战期间英美等国研发原子弹、雷达等新式武器装备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技术科学”概念与思想,并以之指导科研工作,在学术风格上别具一格。凭着宽厚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他将“技术科学”思想运用于他本来并不擅长的控制论与物理力学的研究,蹊径独辟,分别建立了“工程控制论”与“物理力学”两门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英文本既出,各国竞相迻译,先后有俄、德、汉语本。这本功力深厚的扛鼎之作,国际学者共同赞认。“工程控制论”的 创立是控制论领域的一次革命,一方面开控制论工程应用之先河,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基础,另一方面对自动化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物理力学”则开辟了 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之路径,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模式已成为当今材料科学和力学学科的世界潮流。“工程控制论”与“物理力学”的建立属于科学史上“范式”更替型的工作,分别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纲领性作用,是钱老旅美阶段科学工作的高峰,也是他开拓创新精神的最好体现。

1956 年 10 月 ,党和国家任命钱老担任我国导弹、火箭等航天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此时的新中国,现代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科技人才匮乏。不过,共和国新生,制度先进,政治清明,为新兴事业的孕育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条件上的不足。在周恩来、聂荣臻等共和国元勋的直接领导下,钱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亲自传授技术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以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气魄,不仅组织科技队伍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而且创造性地将在西方也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系统工程思想与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运动战的成功经验有机结合,综合创新,逐渐建立了以总体设计部为主线,技术保障线、行政指挥线为两翼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体制,使航天科技事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这也为中国探索大科学体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型,真可谓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1982 年,正当“科学的春天”春意浓浓,航天科技事业全面告捷之际,刚刚年逾七旬的钱老却激流勇退,主动让贤于新秀。此时,钱老已是德业双馨,按照常理本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之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没有沉溺在往日的辉煌,而是展望未来,继续沿着创新之路勇猛精进。钱老承其早年“技术科学”思想之余绪,以系统思想和系统思维研究整个现代科学技术问题,创造性地构建了涵括“十一大部类、三个层次、一个桥梁”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系统科学,尤其在系统科学的基础层次系统学的研究上别开生面地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学术思想和重要观点,提炼了很多重要的科学概念,建立了新的系统学方法论。这些对创建系统学和发展系统科学,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如 1990 年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 是迄今系统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 1992 年又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从方法论上给出了研究和解决复杂巨系统和复杂性问题的有效途径,这种方法论是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既超越了还原论又发展了整体论,是系统学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些成就已得到国内外同道的承认和赞誉,如 1994 年协同学创始人哈肯 ( H.Haken ) 在我国运筹学专家许国志先生主编的《系统科学大词典》序言中说:“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在理解和解释现代科学,推动其发展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并认为“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

正因为钱老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所以创造出如此杰出的成就,而这些杰出的成就也彰显出他强烈的创新意识。前不久,他还就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真知灼见。他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寥寥数语,皆为肺腑之言,读来振聋发聩。当然,钱老的创新观并非无视前人的积累,而是“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也就是既善于继承前人成果,更善于突破陈规,推陈出新。其次,钱老终身以科学工作为业,心无旁骛,将探求科学真理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巴斯德有言:“人生最重要的,不在乎增高地位,乃在乎善用自己的才能,用到最高的限度。”综观钱老的一生,他确实将自己的才能“用到最高的限度” 。 此外,他具有艰苦卓绝的勇毅,超秩寻常的智慧,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以及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其次,钱老具有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以及是即是、非即非的求真务实精神。科学事业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要经得起实践的严格检验。科学家必须付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任何科学研究中的哗众取宠、投机取巧、蓄意作伪、粉饰夸大都是科学研究中的致命伤。钱老早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就以实事求是著称,最好的例子莫过如他的那份 1933 年的水力学考卷。他在美国做研究所积存的部分手稿已于 2001 年公开出版,其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贯注其中,在科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宣传科学精神的鲜活素材。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期间,钱老更是以对国家、民族高度认真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按照“三高”标准,做到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将失败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避免了挫折,实现了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在航天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仍令老专家们记忆犹新、肃然起敬。如孙家栋院士说: “钱老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搞航天,而且满怀信心,对此我印象是最深的,他是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办事非常严谨认真,非常有科学态度,他提出能办的都是抱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他本人是经过认真研究的。”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里不多赘述。 钱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影响了航天界几代科学家与工程师,成为航天精神的内核。

再次,钱老在科学问题上勇敢坚持真理,发扬学术民主,主张人人平等,提倡自由探索。他曾说:“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的,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钱老早年深受冯 ? 卡门从哥廷根大学移值而来的崇尚自由讨论、学术民主的“学术讨论班”模式的熏陶,培养了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向权威挑战的治学风格。他晚年回忆说:“我特别欣赏应用力学大师和航空技术权威冯 · 卡门教授亲自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每次先由一位作 40 分钟主题发言,然后开展一个多小时的学术讨论,最后由他自己作 15 分钟的小结。发言者大都观点明确,思维敏捷,语言精炼;不管是权威、教授还是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做到学术民主。这些学术活动教我怎么探索未知,也给我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钱老生平服膺权威,但绝不盲从权威,他与力学权威冯 ? 米尔斯及其导师冯 ? 卡门在学术问题上平等辩论的事例已成学术界的佳话。回国后,他极力提倡学术争鸣,大兴学术民主之风。当他偶然出现错误时,却决不护短,反而闻过则喜。例如 1965 年时任新疆农学院教师的郝天护致信钱老,指出他一篇论文中的失误。对于晚辈学者郝天护的指正,钱老虚心接受,回信表示感谢,并鼓励其就此写出一篇短文,帮助推荐发表在《力学学报》上。这就是大科学家坦率的胸襟!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中,钱老更是积极推行技术民主,尤其重视年轻科技人员的意见。在一次东风 2 号导弹发射试验中,果断采用青年专家王永志的解决方案,一举获得成功。 1964 年在 制定“八年四弹”规划过程中,钱老更是综合集成各层次科技人员的意见 ,实行科学决策,保证了导弹研制的顺利突破。晚年,在主持系统学讨论班等学术活动时中也充分贯彻学术民主精神,不分资历深浅,皆可畅所欲言, 或砥砺切磋,或交换新知,或批评得失,或质难问异。多年后,一些曾参加过讨论班活动的学者回顾昔日自由讨论的情景时仍历历在目。 平情而论,钱老有些学术观点尚有可商之处,不过他却是严格按照科学原理和逻辑研究所得,体现出他的开拓精神、挑战传统的勇气与严谨学风。

总之,科学精神贯穿了钱老一生的科学心路历程。钱老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我们推动科技创新、培养创新人才、获得学术灵感的重要思想源泉。钱老的科学态度、严谨学风科学工作者应当有之,政府公务员应当有之,青少年应当有之。

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情怀

1991 年,江泽民同志在代表党和国家授予钱老“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英雄模范奖章时说他“是一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这是对钱老爱国精神恰如其分的评价。钱老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政治鼎革,新旧激荡的时代,在钱均夫先生的精心引导下,系统地接受了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新式教育,逐步形成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生取向。 1929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被誉为“全国造就建设人才最高学府”的交通大学,专习铁道机械。他在此一流学府刻苦攻读,成绩出众。其间,他目睹了“一 ? 二八”事件中日寇的轰炸机给上海造成的巨大损失,意识到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抵抗侵略、保卫领土安全的巨大意义。为国发愤读书的钱老果断将个人兴趣转向了航空,将富余时间花在研读航空技术知识上。 1934 年投考清华大学庚款留美考试中式,专业为航空工程。 1935 年 8 月钱老带着“航空救国”的使命东渡北美。他出国之初就抱定学成必归国的信念,这么说是言之有据的,此从其出国前夕同学、朋友给他的留言中可略见一斑,诸如“学森兄,祖国待君”;“国防是赖”;“乘轮赴美以求深造,攻航空学,他日学成归来于祖国防空政策自必有伟大之贡献也”;等等。来自落后的中国的留学生自然饱受西方学生的嘲笑和白眼,但钱老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徒逞匹夫之勇,而是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上与之竞雄,一次次使对手心悦诚服,对钱老敬重有加。他不仅师从冯 ? 卡门专攻航空工程,且以余力旁及其它学科,曾从理论物理学家保罗 ? 爱波斯坦学过统计物理,从化学家鲍林学过结构化学,甚至从摩尔根学过基因遗传学。他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积累了丰厚的科学知识和素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研究方法。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是应用力学。

经过 15 年的努力拼搏,钱老由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变成了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他在美国获得的地位与荣誉正是许多追求“美国梦”的人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就在此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觉得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毅然决定回国。他从香港《大公报》上获知新中国发行胜利公债的消息,以其子的名义购买了 400 美元。正当他紧锣密鼓地准备回国事宜,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泛滥成灾,大批科学家受到株连,钱老也未能幸免,遭到逮捕并被拘留 15 天,后来又受到长达 5 年的监视,行动失去自由。但是,他虽遭百挫而不挠,即使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始终没有动摇回国的信心,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继续与美方反动势力抗争下去。为了减少美方对其回国的阻挠,并备日后国家建设之需,他忍痛割爱,将自己的研究重点从已经得心应手的国防科技项目转向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理论研究,在逆境中创造了新的辉煌。经过他本人、朋友及我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多方努力,阴霾散去,柳暗花明, 1955 年 10 月钱老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怀抱。

回国后,钱老积极学习党和国家新的政策、法规,并按照国家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此时的钱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盛年,形成了独到的治学风格和研究方法,如果在他开辟的技术科学之路上继续驰骋,一定会在此科学王国中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以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与忠诚,勇敢地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托,开创了导弹、火箭等航天科技事业,为保全中国的主权独立、人民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大推动了民族复兴与富强。晚年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心系祖国与人民,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管理、生态等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宏观研究,提出了许多既合乎科学原理,又切实可行的前瞻性观点。如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管理水平低下的现状,钱老将领导航天事业的管理经验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积极倡导、推广系统工程思想在其他社会系统的应用和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帮助西部人民脱贫致富,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1984 年他提出了沙草产业理论,如今这一理论在西部的实践应用已是硕果累累。他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以科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大领域、九大方面”。他还倾注大量精力和心血提出和倡议设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机构,这对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具有决定性意义。钱老在探索以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成就体大思精、见解深邃,许多思想和观点已被国家采纳。

钱老还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甘为人梯、引领后学、乐育英才。钱老的回国带来了为祖国急需的应用力学、火箭技术、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尖端科技。为使这些科技知识能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从培养人才着手,不但亲自创办各种人才培养机构,订立培养计划、课程方案,而且亲自登坛讲授,一时称盛,冠于国中。 1956 年 10 月 8 日 ,他在“五院”成立的当天下午为刚分配来的 156 名大学毕业生讲授“导弹概论”; 1957 年,与其他科学家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与自动化研究班,讲授水动力学、工程控制论等课程; 1958 年以后,多次在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化学物理系讲授火箭技术概论、物理力学等课程。这些机构的学生多为华夏俊秀,得此英才而育之,为社会树植柱石,钱老感到无比的激动。这些机构的创办和成功运作,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后备人才,使我国国防高科技事业建立在自己培养的人才基础之上,实现了可持续的发展。

古语有云,鸳鸯绣出 从 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是,钱老不仅传授给学生渊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睿智的思考和切实的方法,他或与学生畅谈自己作研究的心得,传授自身成功的经验,或破难析疑,或指示研究门径,以启其励志向学之心。他讲课精神抖数,抑扬顿挫,将枯燥的知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使学生可得其门而入。并且,钱老的殷殷爱国情感染了每个学生,成为他们献身科学、富强祖国的精神动力。如有一次在清华工程力学班上,有位同学问钱老,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表什么文章,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老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机构的毕业生许多成为中国科技界的翘楚。时至今日,当他们忆起当年钱老诲人不倦的工作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和声情并茂的授课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钱老的一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息息相通,心情与共,将个人的奋斗历程与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但科学可以造福国家,提高国家的地位,他曾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里面蕴藏着民族的荣誉感和国家自豪感。”在科学史上能像钱老这样将自己的科学工作与国家的复兴相结合的科学家可谓凤毛麟角,以笔者陋见,唯巴斯德能与之相提并论。钱老的爱国情怀是科学精神和时代风雨双重铸造的结果,是他从事科学工作的一种精神动力,也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赋予了合乎时代的内涵和新意。时过境迁,风气嬗变,但钱老这种将科学事业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价值取向和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仍光芒四射、永垂不朽!

三、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品质风范

钱老是一位从不措意于功名利禄的科学家,他对荣誉、地位和金钱采取了超然的态度。针对报章媒体盛赞他是中国的“火箭之父”、“航天事业奠基人”,他却十分谦虚地说:“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针对党和国家授予他的荣誉称号,他却说:“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面对地位,钱老的态度更是独树一帜,他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1950 年代,他为了能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工作上,主动辞去院长正职,只担任主管技术的副院长。 1991 年他提出请求辞去中国科协主席一职, 1992 年他又以身体原因主动提出辞去院士称号。这样的态度与举动在中国科学家中真是独一无二!钱老对金钱、物质利益看得也很淡漠,视之如浮云流水。他在早年就不贪图物质享受,在功成名就之时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了各方面还十分落后的祖国。他生活朴素、克勤克俭,先后多次将个人数额不菲的稿费、奖金捐出,或作党费,或补贴贫困生,或作促进科学活动的基金。如 1958 年他将《工程控制论》稿费 1000 多元捐给科大力学系,资助贫困生购买学习用具; 1961 年又捐赠 1.15 万元资助科大购置实验仪器设备; 1962 年将《物理力学讲义》与《星际航行概论》约 3000 多元稿酬交作党费; 1994 年将所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 100 万港元全部捐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2001 年将所获霍英东奖金 100 万港元全部捐给沙产业工作……

从钱老对荣誉、地位和金钱的态度,可以窥见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贵道德品质。钱老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品质风范一以贯之,操守守之甚严,至老仍不居功自傲,并且家风纯朴,课子甚严。这使他脱离低级趣味、超凡脱俗,被誉为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必将风范长存,烛照后人!

综上所述,钱老是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左传》有云:“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不朽”。对照此“三不朽”标准,钱老当属“不朽”!。钱老博大精深之科学贡献与学术思想,吾人所能理解者百无一二,他崇高的道德风范和思想境界,亦非吾辈所能企及。因此,对他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及精神风范一一加以缕析,实非笔者力所能及。鉴于今年正值钱老回国五十周年,故余不揣谫陋,谨撰此文,以资对钱老的景仰,祝他长寿康疆。

(姜玉平作 2005 年6 月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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