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事情，不管是科技工作或社会工作，总要追求其中的真谛，彻底弄清楚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道理；一旦弄清楚了，就一定不屈不挠地认真去做，而决不轻易回头––这就是交大的精神。

交大工科的特点在于对工程原理的传授比较透彻，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深知其所以然。就以普通物理这门基础课来说，不是一般只念一年，而是足足念了两年，并且工科学的与理科学的内容完全一样。这样，不仅到了高年级念工程专业课时不感到吃力，而且去社会实际工作时，决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简单应用，习惯上总要进一步结合实际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探讨。历史上交大校友在各项重大工程中作出无数杰出的贡献，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我个人从事数学研究，不满足于前人的结果，而总是要思考各种结果在全局性问题中的地位与作用，用心琢磨别人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就是推动问题进一步深化的症结又在哪里。我想，在科学工作中，这种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习惯，与母校精神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交大最值得骄傲的，不仅是同学们的业务扎实、技术精深，更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同学们进入交大，用功学习，自然会想到个人前途；但是一旦民族尊严受到侮辱，国家命运受到威胁，我国同胞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首先考虑的就再不是个人的一切。以1946、1947两年为例，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内战又开始了。交大的同学怎么能安下心来，关在教室里而无动于衷？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推动着我们走上街头，去呐喊，去呼吁，去斗争。

交大爱国民主运动的特点不在对外界形势发展的灵敏反应。例如，每当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首先揭竿而起的不一定是交大。交大学生向来不随便人云亦云。对复杂的新事件，总要先独立思考弄清楚问题，再下决心怎么去做。这就是交大的“慢热”。所以，交大的特点在于一旦真动起来，就再不会轻易回头了。交大学生搞运动与搞业务一样，基础十分扎实。不管外界有多大的压力，打不垮，压不烂。1947年，以周盼吾（周晴军）、周寿昌为首的学生会领导班子以及曹炎等积极分子的队伍被镇压掉以后，新的班子与队伍一个接一个，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愈割愈兴旺，以致当时的交大被誉为爱国学生运动巍然不动的“民主堡垒”。

交大学运的特点还表现在学运积极分子的形象上。现在的青年人听说当时交大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请愿，可能想象这些积极分子必然都是传奇式的人物。其实，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固然个个都是凶猛的危险分子，但在群众看来，他们一点没有所谓英雄的样子。记忆犹新的是：周盼吾经常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大衣，纽扣都扣不大上；周寿昌穿的是一件补过几次的旧大褂，再配上一双破布鞋。他们讲起话来，从不声势夺人，而总是细细说理。曹炎经常挑着水桶跑来跑去，干这干那，更没有英雄的样子，应该说连大学生都不像，倒像一位朴素的农民或工人。周盼吾、周寿昌两位学生会主席，白天黑夜经常在学生会办公室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战略与策略，勇敢地走在斗争的最前面。交大学运领导班子成员，大多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以周寿昌为例，他在教授眼中是交大历史上少见的好学生，功课门门第一，用英语可以流利地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为了个人的出路，他完全可以轻易通过公费考试出国留学，但他毅然选择了为国为民的革命道路。

我在这儿提到周盼吾、周寿昌、曹炎三位战友，是因为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交大精神的杰出代表。我们要继承交大精神，就应该深深怀念着他们。遗憾的是他们三位不幸都先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不能与我们一起来参加母校110周年的校庆。

曹炎被迫离校后回老家坚持斗争，直至光荣牺牲，连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能亲眼看到。周寿昌最后身患绝症，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界供解剖研究，作为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点奉献。周盼吾在世的最后一年给我写信，说因健康关系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做多大的贡献了，但仍打算一如既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做最后一点一滴的奉献。当我读到信的结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时，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泪水一涌而出。

我于1947年从母校毕业后，在工作中自然也遇到过种种困难。每当自己在困难前萌发退意，某些私心抬头或者想偷点懒时，周盼吾、周寿昌、曹炎的形象就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鞭策我永远牢记交大的精神––追求和坚持真理，决不轻易回头！

（本文作者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