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的二十个学院当中，文科学院占有七席，三分天下有其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今日的交大距离文科强校的理想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历史上交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国学重镇及其文科前驱的地位，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辉煌里程。
作为中国最早的文科院校，交大早在19世纪末叶，开宗明义便是要培养具备深厚国学基础的一流的政治经济和管理人才。创办人盛宣怀撰写、光绪帝亲批的《南洋公学章程》，其办学宗旨一是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为基础，二是以日本法部文部、法国国政学堂为指归。
早在1908年春，光绪进士、担当过相当于商务部长之职的唐文治主政交大，便开始设立国文科。每星期日唐校长的国文讲演，每年秋天的国文大会，以及国文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开风气之先，交大学子的文言辞赋之有声有色，一时间蔚为大观，令多少效仿跟进的新学堂望风景从。
唐文治主交大校长席的14年间，以“虚学”也即国学为血脉，以“实学”也即实业救国的理工科等西学为主体。这一“虚实结合”的办学精神，使得交大迅速成为历经劫数而不灭、分身数校而皆强的中国著名大学。
1920年冬，当着交大的学术盛誉蒸蒸日上的时候，为学校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唐校长年仅55岁，便几近双目失明。因病辞去校长职后，他又在休养期间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校)，以“厚植基础，博览专精”的训导，提倡学员钻研国学元典。抗战爆发后，该校先后内迁湖南、广西，并在上海开办分校。汪伪教育部曾迫令具备崇高声誉的唐校长签字画押，出任伪交大董事长，但他却一方面堂堂正正地继续主持“国专”校务，一方面却对汪伪当局大义凛然地拒绝道：“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以不签矣！”
开办近三十年的“国专”，在中国现代国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1931年11月，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遣唐克尔·培根来我国考察教育情况，他考察国专后说：“这所学校是纯粹中国化的学校，中国固有文化仅赖此校一线维持。”培根先生的评价，可能亦有修辞过分的惊人之词，但从交大到“国专”，尽管学校性质不一样，国学及文科特点却得到了一脉相承的强化乃至专门化。
百十年来的交大校长，早期多以国学大师或者文科大家为多。盛宣怀的文章精辟有用。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至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教材。劳乃宣校长促成了大部分中院学生赴国外留学，并与外国专家将《论语》译成德文，同时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早期倡导者。至于将全国四校合并成交通大学的叶恭绰校长，既是清末举人，又是著名书画家和文史家。蔡元培校长的功绩，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贡献。
就教师和学生而言，交大出来的文化大家如李叔同、朱东润、邹韬奋、王遽常、钱谷融、戴逸乃至英语教授许国璋等，灿若群星，数不胜数。至于无锡国专教务主任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国专高材生青铜专家唐兰、文学史家钱仲联等，都在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起到了栋梁的作用。
抚今追昔，交大国学与文科任重道远的复兴之梦，理所当然地萦绕在我们这辈人的心中。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大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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